王尧在近期的《南方都市报》上发表文章指出：“文化大散文”的出现和盛极一时，是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记忆，当“文化大散文”的首创者余秋雨宣搁笔不写，“文化大散文”开始走向了终结。而它由盛而衰的过程仍然在持续并且成为我们不能不面对的现实问题之一。

文化大散文走向终结原因何在？王尧认为余秋雨的散文是在颠覆了“杨朔模式”后获得另外一种“范式”意义的，它在一定意义上消除了散文原先存在的模式化危机。但困境也随之而生。

当余秋雨用“文化大散文”终结了“杨朔模式”后，大批余秋雨散文的“副本”又使“文化大散文”不得不面对“终结”的命运。这首先表现为“文化大散文”的模式化：长篇大论的体式，往后转的历史视点，传统文人的内心冲突，自然山水的人文意义，文化分析的手法，知性与感性合一的叙述语言等等。当我们再次面对这样的“集体写作”时，我们感叹“文化大散文”已经逐渐走向了它最初产生时的反面。文章说，在“文化大散文”的发展过程中，知识谱系也已经发生了大的变革，中国思想文化界解释中国历史、解读知识分子心灵史、解读文明史的理论、方法和视点等都有了大的变化，读者的知识背景、文化期待也已经发生了大的变化。但“文化大散文”的写作理念和手法却始终停留在原有的意义上裹足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