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多对宋王朝抱有一种执着的偏爱。大儒朱熹曾言：“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他没有预料到“崖山之后无中国”，大宋朝的文明不仅空前，而且绝后。宋朝之后的元明清三个朝代，元清两朝是异族在汉人的累累白骨之上建立起来的血腥王朝，明王朝虽然是汉人统治，推行的却是“奴性政治”，三跪九叩、梃杖、东厂和锦衣卫，都是这个王朝的发明。

我认为宋代的文明，绝不仅仅在于她的文学艺术、程朱理学、经济发达、城市繁荣，更在于她的文人政治，即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思想空间，以及知识分子前所未有的独立人格。而这一切，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宋太祖留在太庙中告诫子孙后代的誓约：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赵匡胤开创了保护知识分子，保障知识分子话语权的先河。仅凭这一点，就足以奠定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沈括《梦溪笔谈》有一段记载：宋太祖曾经问赵普：“天下何物最大？”赵普不明白他的意思，思忖再三没有回答。太祖继续追问，赵普答曰：“道理最大。”赵匡胤说答得好，称善不已。他虽出身武夫，却不同于五代时期的军阀，尊重知识分子而且很讲道理。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载了一件事：有一日，宋太祖拿着弹弓在后花园打鸟，有一大臣称有急事求见。太祖赶紧接见他，谁知大臣奏陈的根本不是什么大事。太祖生气地斥责他，大臣不服气，随口回答：“我认为我说的事比打鸟重要。”赵匡胤闻听大怒，随手操起柱斧柄打过去，正打在大臣的嘴上，顿时牙齿被打落两颗。那个大臣也不多说，附身把牙齿捡起来，放入怀中。赵匡胤骂道：“你把牙齿留起来，是打算控告我吗？”大臣回答：“臣当然不能告陛下，此事自有史官记录在史书上。”赵匡胤一听马上换了笑脸，赏赐金帛安抚大臣。赵匡胤当然不怕史官，大宋朝历来由宰相级别的高官监修国史，这样对皇帝不利的事迹不可能记入史册。宋太祖怕的，不过是“道理”二字，他立誓约要求继任者善待读书人，不得滥开杀戒，阻塞言路。

李昉是宋太宗时的宰相，为人宽厚无城府，小心循谨。《续资治通鉴》记载：李昉担任参知政事时，宋太宗曾兴致勃勃地对侍臣说：“我比唐太宗如何？”赵光义一向自视甚高，自以为文韬武略不亚于唐太宗。左右近臣闻太宗此语，无不交相称赞，马屁拍得山响。唯有李昉不置一言，轻声吟诵起白居易的《七德舞词》：“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白居易诗中说的是唐太宗时期，李世民放出宫女三千人令其“任求伉俪”，纵死囚归家令其秋后自来领死的故事。此事当发生在太平兴国三年，宋太宗初即位便收服了吴越国，正踌躇满志之时。赵光义的好色是比较出名的，强暴小周后（南唐后主李煜的妻子）的故事应该不是虚妄的（有画为证）。此时登基不久，正是欲望释放之际，四处搜罗尚且不及，又怎肯放出宫女？北宋立国不久，内忧外患不断，远比不上唐太宗时社会安定。白居易的《七德舞词》还赞颂李世民十八岁起兵收复两京，二十四岁南征北战建功立业，二十九岁登基为帝，三十五岁致天下太平的史实。李昉没有吟诵全诗，完全是给赵光义留着面子。宋太宗这年三十九岁，靠不明不白的手段即位称帝，文治武功尚乏善可陈，此时自比唐太宗，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所以李昉话音刚落，宋太宗马上站起来说：“我不如他，不如他。你的话警醒我了！”李昉是个书生，能力不强但敢讲真话，一句唐诗当头给皇帝泼了一盆凉水。好在宋太宗也算是个明白人，并没有因此怪罪他，后来还提拔他做了宰相。

人们普遍认为苏辙为人比较谨慎、内敛，不似苏轼那般锋芒毕露爱得罪人，是故苏辙做到了副宰相（尚书右丞、门下侍郎）的高官。岂不知苏辙年轻时，也是个言辞激烈的愣头青。北宋嘉佑六年（1061年），宋仁宗亲御崇政殿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年轻的苏辙（22岁）在策论中极言宫禁之事，抨击宋仁宗荒废朝政，不思进取，好色误国。他在制策中这样写道：“当年宝元、庆历年间，西夏国作乱，陛下白日坐立不安，夜晚睡不安心。全天下都认为陛下忧心国事，小心谨慎如周文王。然而自西部边陲罢兵休战之后，陛下忧惧之心全无，一晃二十年了……我在路上听人说，不知是否属实？近年以来，宫中美女数以千计，每日里歌舞升平，欢宴无度。陛下在朝堂之上不与大臣咨谋国家大事，下殿之后又不向侍从讨教治国之道。三代衰败的教训，汉唐灭亡的故事，女宠对国家的危害，陛下是知道的。长此以往，各种弊端必然会产生……陛下不要以为喜好美色只在内宫，不会耽误国家大事。当今国家贫困，百姓愁苦不堪，宫中滥施赏赐不加节制，全不顾国库空虚……。国家对内要养士、养兵，对外要向契丹、西夏支付岁赐，陛下又私自开一个口子耗费大量钱财，臣恐怕陛下要为此受到诽谤，百姓会与您离心离德。”这篇策论很长，年轻的苏辙在制策中指责宋仁宗沉湎声色、滥用民财、赋敛繁重、所用非人，要求宋仁宗“痛为节俭，以宽百姓”。这样直接上给皇帝的文章，在任何朝代都是要冒杀头危险的。但是生性宽厚的宋仁宗并没有怪罪他，反而认为他言之有物，是个宰相之才。

绍兴年间，金人南侵不利，遂废伪齐皇帝刘豫，诱南宋君臣投降。宋高宗赵构不顾主战大臣意见，派秦桧主持和议。金人以“诏谕江南”为名派使臣到宋（将宋朝当做金国的“江南’），要南宋君臣像臣子一样到使臣下榻的馆驿拜接“国书”。当时朝野大哗，群臣激愤，时任枢密院编修的胡铨冒死上书（《戊戌上高宗封事》），文中不仅大骂投降派秦桧、王伦、孙近等人，要求斩奸臣之头以示天下。同时还义正词严地批评了秦桧等人的幕后指使赵构卑躬屈膝，忘了祖宗。文中写道：天下是祖宗的天下，陛下的皇位是祖宗传下来的。为何要把祖宗的天下当做金人的天下，把祖宗传下的皇位当做藩臣之位？……陛下毫不觉悟，耗尽民脂民膏而不恤，忘却国之大仇而不报，忍辱含垢以天下臣服敌人。就算金人遵守和约，天下后人将会怎样评价陛下？何况金人诡计多端，又有王伦这些奸邪之徒帮助他们，那么梓宫（宋徽宗的棺材）绝对不会归还，太后（宋高宗母亲）绝对不会被遣返，渊圣皇帝（宋钦宗）绝对不会归国，中原绝对不会复得……。胡铨表示与秦桧等人不共戴天，不然宁可赴东海而死，也不屈膝侍奉卑微的小朝廷！赵构是个有名的昏君，一生苟且偷安，大量重用奸臣迫害忠臣贤良。胡铨言辞激烈的奏章令赵构大为恼怒，但是即便在秦桧等人的怂恿之下，他也没敢妄开杀戒，只是以“狂妄上书，语出凶悖，多散副本，意在鼓动，劫持朝廷”之罪名，将胡铨发往广州去监管盐仓。

两宋三百年，在赵匡胤誓约的庇护之下，中国知识分子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进则安邦济世，退则独善其身。充分的言论自由环境，成就了一大批敢讲话、讲真话的封建士大夫，也成就了一段空前绝后的政治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