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人在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创造了自己家乡的历史。而经过历史的积淀、凝结、升华，便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宁夏的地域文化是多元的，诸如黄河文化、移民文化、回族文化、边塞军旅文化和西夏党项文化，以及红色文化等类型，都是极具个性色彩的闪光点。

　　这里只谈红色文化。所谓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各界人民，在推翻“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革命斗争的光荣历史中所形成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其内涵十分丰富，举凡：党与人民军队的建设，重大革命事件，有影响的战役、战斗，革命理论的诞生、传播，领袖人物的重要言行和具有纪念意义的革命文物、革命遗址等皆属之。

　　宁夏地区的红色文化内涵丰富，特点鲜明，分布广泛，影响深远，本文仅从以下三个方面试谈。

　　一、宁夏红色文化的渊源

　　宁夏之所以蕴藏着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其渊源主要来自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宁夏的一系列革命活动所造就的物质与非物质的遗产。其源流如下：

　　第一，红军长征在宁夏撒下红色革命种子。“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国民党政府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中华民族到了被灭亡的边缘。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为了抗日救国，决定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展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北上抗日。担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红二十五军，在程子华、吴焕光、徐海东指挥下，于1935年8月15日，首先进入六盘山地区。9月18日，与陕北红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胜利会师，三个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红军第一次把红色革命种子撒在宁夏南部山区。

　　继红二十五军之后，1935年10月5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中央红军也进入三陇大地。党中央、中革军委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博古、何凯丰和主要军事指挥员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林彪等，都在宁夏大地留下了足迹。10月19日，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红十五军团)在陕西省保安县吴起镇(今吴旗县城)胜利会师，结束了长征，重新建立了全国革命大本营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其间，特别值得宁夏人民引以为荣的是，毛泽东于长征路经宁夏途中，曾在翻越六盘山时写下了气壮山河的《清平乐·六盘山》名词。随着它的传播，使古老的陇山(即六盘山古称)重放光芒，名扬天下。

　　第二，红军西征将宁夏部分地区纳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红色区域。193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为了扩大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团结抗战，命令以中央红军为主力，组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西方野战军，开展西征战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统一指挥左权、聂荣臻带领的左路军和徐海东、程子华带领的右路军，分别解放了宁夏南部与甘肃东部的广大回族聚居区。时彭总率西征红军总部驻在宁夏豫旺县(今同心县)豫旺堡(今同心县预旺镇)坐镇指挥。10月22日，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在今宁夏西吉县将台堡实现最后会师。11月中旬，三大主力红军又在豫旺县同心城欢聚并召开盛大的“三军团聚军民联欢大会”。这时，红军高级领导人朱德、张国焘、刘伯承、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关向应和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以及邓小平等均居住在宁夏中部地区。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也来到同心城表示祝贺。

　　三军胜利会师于宁夏，对于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扩大和巩固，对于中国革命新圣地——延安的选择，对于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都具有伟大的意义。从此，宁夏回汉人民在中国革命史上的贡献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时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军西征时，曾做过随军采访，拍摄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并撰写了《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第一次以图文结合的形式，把中国工农红军和他在宁夏所见所闻的故事介绍给世人，在世界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宁夏这片红色土地也不胫而走，中外传播。

　　第三，红军帮助宁夏回汉人民建立起一批红色政权和红色民族武装。就在红军开展西征战役的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宁省委和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李富春任省委书记，马锡武(回族)任主席。办公地址设在与宁夏交界的甘肃环县河连湾村。其后，伴随西征战果的扩大，又先后在今宁夏境内成立过：中共固北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驻固原北毛居井董家庄)，中共盐池县委、县苏维埃政府(之前成立过盐池县城市革命委员会驻花马池镇)，中共豫旺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驻同心下马关)，中共固原县工委(驻固原头营三岔村)和三岔、麻沟圈、马渠等区苏维埃政府以及中共豫旺县委和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驻豫旺王团庄)。与此同时，还先后建立过一批区、乡级自治政府。

　　为了保卫人民政权的革命胜利果实，凡建立了红色政权的红区，都纷纷组建了群众武装。凡回族聚居区，自治政府主席和地方武装负责人大多由当地回族贫苦农民担任。当时，西征红军总部也抽调民族干部，组建了回民骑兵师，任命回族干部马青年担任师长，这一举措对于推动地方民族武装的建立，起到了帮助、示范和促进的作用。

　　二、红色文化对于宁夏的深远影响

　　红军长征西征在宁夏的一系列革命活动，把马列主义革命理论、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特别是把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以及执行民族自治实践，在宁夏进行了广泛传播与践行。这就如同春雷一样，给偏远封闭的穷乡辟壤带来了春风，春雨和春天的温暖，使广大回汉人民第一次睁开了双眼，初步了解到共产党所宣传的革命理论，是帮助回汉人民翻身解放的真理；红军是一支“仁义之师”“回民的朋友”“穷人的队伍”“抗日救国的队伍”。

　　因为红军长征西征经过的六盘山地区是回族的聚居地区，加之红军当时不仅模范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并且拟定了许多有针对性的口号，把党的民族政策具体化、口号化，落实到每一个指战员的言行之中。如红二十五军提出的“三大荤条、四项注意”——禁止驻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注意讲究清洁、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不乱用回民的器具、维护回汉两大民族的团结。中央红军也先后发布过：《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回民地区守则》等，上述革命理论、民族政策，特别是红军言行，都深深扎根在宁夏回汉人民的心中，并一代一代传给子孙，使宁夏回汉人民天然的、自发的从心底里信任共产党，听党的话，跟党走。新中国成立以后，宁夏回汉人民拥护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是最好的证明。

　　改革开放以来，宁夏回汉人民又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按照“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新征途中，再创辉煌。当前，宁夏全区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在全国各民族地区之中，堪称模范。究其原因，有一条红线和红色影响在起决定性的作用，那就是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于长征西征中所形成的红色文化及其对宁夏回汉各族人民的巨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必将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

　　三、宁夏红色文化的特点与价值

　　广义的文化，是与自然相对称的，它是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物质与精神又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宁夏的红色文化是一笔珍贵的精神遗产和巨大的物质财富，应该充分发掘，大力开发，积极弘扬，以为宁夏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红色文化全国各地皆有之，我们要找出宁夏红色文化的特点，“你有我特”“你特我独”，这样才能树立打红色文化品牌的优势与自信心。

　　宁夏红色文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层次(地位)高。红军长征西征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中国工农红军和三个方面军最高指挥员中的绝大多数人几乎都来到过宁夏，在宁夏山川留下了身影和革命事迹，他们是遵义会议后的中共中央核心领导人张闻天(洛甫)、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秦邦宪(博古)、何克金(凯丰)和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等。

　　红军方面则有朱德(红军总司令)、张国焘(红军总政委)、叶剑英(红军总参谋长)和红一、二、四方面军首长彭德怀、林彪、聂荣臻、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徐向前、陈昌浩和李先念等。另据同心县党史办、地方志办研究和所公布的材料，在1935年、1936年红军长征和西征时期，我党、我军的许多高级领导人都曾在宁夏这块红色土地上“群星荟萃”。他们之中的许多红色精英都是共和国与人民军队的光荣缔造者。仅以军队为例，在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颁授军衔时，在特授的十大元帅之中，就有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九位在宁夏征战过。至于元帅以下的大将、上将、中将、少将们，更是不胜其数。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中的许多同志，都在宁夏生活过、战斗过，他们被宁夏回汉人民永远怀念、铭记。这种至高无尚的红色记忆、革命史实，全国罕见，无与伦比。

　　其二，内涵丰。红军长征西征，在宁夏地区留下了大量的红色历史。其中以红军第一、二、四三大主力会师最为典型。1936年10月9日，红一、四方面军在今甘肃会宁会师；10月22日，红一、二方面军又在今宁夏西吉县将台堡会师；11月中旬，红军各部云集于今宁夏同心、盐池、固、西吉、海原等地区，于是红军总部和三军最高领导人一起参加了在同心城召集的“三军团聚军民联欢大会”。在真正意义上标志着红军三大主力的最后胜利会师，中国革命大本营最后落脚于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这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其间发生的另一件大事是，红军在西征期间，曾帮助宁夏的回族人民，在同心、海原一带创建了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这是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一次实践，是统一战线政策的新成果，它既符合回族人民长期以来争取平等、自决和自主管理内部事务的愿望，又是中国共产党根据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科学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次成功尝试，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长远的现实意义。今天，在世界许多地区，民族矛盾、民族冲突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却能独善其身，保持国内56个民族和谐、繁荣、进步的大好局面，显然得益于包括宁夏豫海回民自治县在内的党的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一系列实践活动的成功经验。现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又在全国民族地区成为民族团结的模范，也与60多年前，红军在宁夏的红区引导和执行民族自治实践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

　　此外，红军长征时，毛泽东在翻越六盘山时，曾写下一首气壮山河的《清平乐·六盘山》，从此，六盘山蜚声中外。还有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也在红军西征时，一度在宁夏地区随军采记，后写成《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外国记者中国西北部印象记》，并译成中文和许多文本，一时风靡全球，震憾世界。

　　其三，时空广。红征长征西征，涉足今宁夏南北九县和一百多个村镇，赤化了宁夏城乡的大部分地区。前后历时数月。正如毛泽东所说，红军长征是宣传队、播种机。毫无疑问，红军在宁夏城乡播撒了革命的火种。可以认为，诸如1939年1月至1941年6月，海固地区回族人民三次反蒋抗暴斗争和最后回族青年农民马思义带领部分骨干奔向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接受党的领导，组建抗日回民骑兵团，坚持斗争，为宁夏的回汉人民的翻身解放作出了贡献；还有1937年全面抗战期间，宁夏青年学生以极高的爱国热情，积极组织“少战团”在城乡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甚至包括马家军在内，他们在敌伪军进攻面前，毫不示弱，英勇奋战，用鲜血保卫了家园，开辟了西北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斗争的唯一一块绥西抗日战场。因为这支部队中的中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大多数是宁夏回汉族劳动人民的子弟，当年红军撒下的革命种子和抗日救国思想，早已深深扎根在他们的心底。特别是宁夏的盐池县，自1936年被西征红军解放后，它就一直成为保卫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北大门。该县所出产的花盐和畜产品等，也是边区的主要经济支柱。党领导下的盐池县红色政权，从1936年起，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从未中断过，这在我国革命历史上实属少见，所有这些，都应该是红军长征西征革命影响的结果。

　　红军长征西征在宁夏地区留下的红色足迹，既由点成线，集中连片，自然形成一个红色旅游带，这给红色景点的基本建设，如交通道路等硬件建设降低了成本；从宁夏全区来看，红色景点与全区各类自然风光、历史人文大旅游景点在地域和路线上也是相融的，可以起到互补的带动作用；再从西北大区来看破，宁夏红色旅游资源区，又是陕甘宁革命老区红色旅游线路与其它类型旅游线路的中间一环，起到勾通东西两片和链接三省(区)的延伸与链接作用，水到渠成，地位独特，开发前景看好，经济效益乐观。

　　对于宁夏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其意义不仅仅是经济效益，即物质方面的，更主要还是表现在它的精神方面。

　　因为红军长征西征留在宁夏的红色文化资源层次高档、内容丰富，地广时久，又地涉民族地区，所以它的精神文化价值比较高。这些红色旅游景点必将是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理想课堂与永久性基地。(吴忠礼作者系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转载于宁夏党史网2012年9月)